第七十一章遵义会议（二）
参加遵义会议的有随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秦邦宪(即博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11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邓小平(《红星报》主编)、刘一民（中央警卫师师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由于刘一民的到来，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加上由通道到贵州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军事指挥权问题已经不是需要会议解决的迫切问题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升到了急需解决的高度。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比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多了三个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警卫师师长刘一民都列席了会议。
博古开始作报告了。
从通道遇见刘一民开始，博古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应该说走一路反思了一路。因此，博古今天做的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总结的比较到位，对自己主观上的错误检讨得也很诚恳，在报告结束的时候，博古主动提出自己不适合承担党内总负责人的责任，并要求辞去常委的职务，请会议推选新的党的负责人。
刘一民坐在会议室一角，听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博古的报告竟然是这样的，与历史上遵义会议时博古的表现反差太大，看来，博古也是忠诚的革命者，有改正错误的勇气。
博古做完报告后，周恩来也做了军事工作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进行了检讨，做了很诚恳的检查。
两个报告做完后，开始了会议发言。张闻天针对博古报告中总结失败原因不到位的地方进行了批评，发言吸纳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也有刘一民在通道和斯通争辩时的思想，特别提出了刘一民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闻天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专门指出：“在通道的时候，原十八团代理团长刘一民同志就说过，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党在政治上幼稚，忽左忽右；指导思想上模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组织上机制不健全，缺乏独立性，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三人团凌驾中央之上等错误现象；军事指挥上先是与敌拼消耗，搞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放弃了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战略转移后，又一味逃跑，造成湘江惨败。一个刚参军的新同志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看不到呢？”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现非常成功。接下来，王稼祥、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朱德、陈云、刘少奇等都作了发言。对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是那么幽默犀利，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其他红军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则是结合具体战例的成败得失，把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批驳的体无完肤。李德听得实在受不了了，忍不住咆哮：“难道你们想让我一个德国人来为你们的失败负责么？”咆哮完后，就摔门走了。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意识就是随着李德的摔门离去而真正开始觉醒的。
中午的时候，开会的人都在红军总部就餐。
吃完饭，刘一民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报告在清溪镇战斗中缴获了敌中央军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随身携带文件，里面剿匪通报中有各地红军活动情况，除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和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外，陕北也有红军，领导人是刘志丹。
毛泽东一听就问文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