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二日三天的血战，中国军队虽然歼灭了上万日军，初步遏止了植田的“中央突破”计划，但植田在沪日军仍有相当实力。日本在沪军队近六万，而且日本国内仍在源源不断向上海运送兵员及战斗物资。十九路军及五军总兵力不及五万，特别是十九路军苦战近一个月之久，兵员及枪械损失十分严重，他们之所以能屡挫日军，一靠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援，二靠全军官兵以死报国的精神。他们的武器低劣，无法抵御日寇的飞机、坦克、大炮的攻击，他们只有靠近战，肉搏拼杀重创日军。
十九路军总部召集两军司令部会议，检查三天来的战绩及损失情况。张治中说，五军第一次参战就伤亡军官九十余人，士兵伤亡一千余人，武器装备的损失也很严重，估计战争会越来越残酷，要政府早作增援准备
总部根据日军不断增兵上海，我军损失消耗严重的现实，决定派人去南京求援。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率领数人于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去南京述职求援。
尽管上海战争激烈残酷，但南京政府对此并未予以充分关注，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正为将在洛阳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进行紧急磋商。
自孙科南京政府被迫下台，孙科在上海为十九路军抗日奔走呐喊，但见南京政府对上海抗日支持不力，他愤而南走港粤；不满蒋汪合流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拒绝入京与蒋汪合作，单独在广州与粤桂军阀联合与南京相对抗。当上海战争爆发，南京政府不予十九路军支援，胡汉民多次发难攻击蒋汪政权，军队将士也不满政府消极抗日。蒋汪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同意张治中组军赴沪参战，这才使军内外的不满情绪稍有平息。汪精卫多次表示一面抗战，一面和谈，但日本人却没有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的意向，甚至扬言上海战争是日本与上海的区域性争端，有意把南京政府排斥在外。张治中虽然带着仅有两万人的五军赴沪参战，但与日本人人全力以赴的援助形成很大的反差，这又引起全国全军的不满，在野的胡汉民诸人联络粤桂军阀欲与南下的孙科建立南方政权，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相抗衡。孙科虽然不是什么铁腕人物，但由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并非一般，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如果孙科倒向胡汉民那将动摇汪精卫政府。汪精卫与朝野人士紧急磋商，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成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以巩固南京政权。蒋介石下台数月，军政局势不稳，他也急于总揽军权以维系自己的势力。
汪精卫提议蒋独揽军队的动议遭到在朝的李济深、冯玉祥诸人的反对，原因是去年“九·一八”事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丢掉东三省......。南京政府忙于政治分赃，协商各种矛盾，而把关乎国家命运的上海抗日战争抛在一旁。
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一行来到南京，先到军政部找到何应钦要求派兵增援。何应钦是主和派，前两次和谈失败何应钦深感失望，但他把这一切归罪于十九路军违令抗日，否则没有这么多麻烦。所以黄强一提增援的事就很生气，说：“我多次告诫过你们，与日本人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日本人工业发达，是世界头号强国，我们有什么？除了贫穷落后还有什么？
何应钦说话毫不客气，仿佛有一肚子怨气。黄强见一个国家的军队首脑，对自己这样没有信心，还谈什么保国安民？黄强也生硬的回敬一句：“贫穷落后就要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吗？”
何应钦看了眼黄强，果然是造反部队的脾气，火气不小，但何应钦仍以不满的口气说：“你穷，你落后，人家打你你就得忍气吞声的挨揍，任何反抗只能得到更可悲的下场。”
这话使黄强甚感愤怒，原先想好的委婉陈词也早就从脑海里跑走了，他说：“在东北我们没有反抗，在日军的枪炮面前东北军甚至把手中的武器封存在仓库里交给日本人，日本人满足了吗？这还没几个月，他们就在上海气势汹汹挑起事端，逼得我们把首都迁往千里之外的洛阳，如果我们再不抵抗，整个中国都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四万万同胞都要当亡国奴！包括我和你。”
何应钦没好气地说：“你认为日本人敢这样做吗？你认为国联会让日本人这样做吗？”
“国联，国联，国联只不过是强国手中的一种工具，对他们有利他们就把他抬出来，对他们不利他们就可以把它一脚踢开。”黄强似乎对国联有独到的见解，“日本人在上海狂轰滥炸打了将近一个月，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道主义灾难可国联做了些什么？日本人把它放在眼里吗？他帮我们要回了东三省吗？”
何应钦见黄强一脸倔强，又把语气和缓一点说：“应该看到国际压力对和平的影响力，去年“九·一八”日本占了满洲，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发表声明，说任何采取与《巴黎公约》规定相抵触的手段而造成的任何状态和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定，美国一概不予承认。美国人的声明使日本人至今不敢再在满洲有新动作。”
“何部长，你没看昨天的报纸吧？”黄强问，“日本人已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秘密由大连送到沈阳去了，日本人准备在满洲成立满洲国，让溥仪去当日本人的儿皇帝。”
何应钦说：“溥仪不也还是中国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