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说得最多的就是天下纷乱，应该以稳定为要。不能在这个时候，擅动县级官员。
这代表着重制礼乐就是由他负责，而且要在他的弟子手中，一点一点推进。
所以大明的士子，大部分是只通一经，对其它四经不怎么了解。会试阅卷也要分房，每一经有多少房、拥有多少录取名额，都要在考试前确定。
尤其是陕西那边的赋税在去年就被皇帝给免了，如今增设官员，从哪里掏出钱来。
朱由检深知这些事情，没想过设立县尉的事情能被轻易通过。所以他把这件事，和教职提升为品官一起提出。
这个人前两天被他安排绘制《清明上河图》，朱由检当然要提供支持，让他的名气更大点。这样后世的子孙想卖书画的时候，也能更值点钱。
下第举人乞求教职的事情，嘉靖年间就出现了。万历二十三年会试后，甚至出现了七百多名下第举人乞恩就教的场面。
朝堂上的大臣听到皇帝不仅要把教谕提升为品官，还要增设县尉，反对的人一下多了起来。
把自己的规划全盘托出，朱由检道：
“今后县里面的事务，知县掌握全局，县丞辅佐知县，法官负责刑名，主簿负责钱粮，县尉负责治安，教谕负责教化。”
所以综合考虑之后，朱由检点了董其昌为明书科主考官，让他主持这一科，确定各种规范。
知县纵然拥有全局事务处理权，但是在具体的事情上，要和其他分管的官员商议。这样就降低了知县胡作非为的可能性，让地方权力分配更合理。
“考什么、怎么考，都由先生决断。”
“要为重制礼乐，选拔些合适的人才。”
至于刘宗周主持的明经科，准备起来要简单些。因为大明的科举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只是四书是必修课、五经是选修课，在乡试和会试中，士子需要选择一经作为本经。乡试的五经魁称呼，就是由此而来。